红拳在陕西这块特定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文化熏陶下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在宋代以前，陕西是中国文化政治中心，也是武术高手云集之地，陕西红拳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完善。
早期
在汉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消除各地豪侠的势力下诏“徙（bi）郡国豪杰及訾(zi)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对各地豪侠首富强迫性迁徙陕西茂陵。大量的豪侠集中在茂陵，又使茂陵成了滋生豪侠的新的策源地，这些豪侠子弟“少好侠，尚气力”击剑习马，爱好武艺，这些豪侠和与当地武侠融和丰富了红拳内容。现今兴平茂陵、一带还是红拳盛行之地。陕西人称为“拳窝子”
唐宋时期
在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王朝网罗武备人才的重要制度。武举的设立进一步刺激了长安城官宦子弟游侠习武欲望，习拳、舞剑、扎枪、跑马射箭成为长安少年的主要内容，各地的武士汇集长安，又一次使红拳得到广泛交流和提高。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写的七绝组诗《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千斤，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充分体现了当时长安习武之风。
在京城长安民间武侠常常仗义行侠，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土番兵陷京师，百姓涂炭，唐军四溃，代宗逃往陕州。勤王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仅仅收得散兵数千，形势危急。长安城内民间武侠与潜入城内的唐将王甫取得联系，于同一天夜晚突然在城中心的朱雀街一起击鼓，鼓声大作，群侠齐呼，英勇拼杀，土番兵仓惶出逃，溃不成军，京师收复，可见长安城习武人数之多，习武风之盛行。在西安至今还保留着地名“习武园”和“教场门”。
明朝时期
明代，戚继光把红拳的技法作为训练士兵的必修科目：《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注解三十二势长又称红拳，拳谱中可见到“裙拦”撑、补、揭、抹、捅、劈、斩等，红拳拳谱至今还在沿用，如：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载“我前撑”“滚船劈靠抹”“鬼蹴脚抢人先着，补前扫转上红拳，背弓颠补劈揭起，穿心肘靠妙难传”“回步颠短红拳”“雀地龙下盘腿法，前揭起後进红拳”。现存红拳拳谱也是以“撑补为母”《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多处提到红拳，可见红拳在当时的影响之深。拳经中“披红”“推红”都是红拳至今还在沿用的招法。
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所载“西家拳”其惯用拳势“雀地龙”“裙拦”等。清代在《清稗类钞.技勇类》中出现过“大小红拳、关西拳的称谓。民间流传着“东枪西棍关中拳，东查，西红”的'美誉。乾隆十六年夏季，乾隆帝见池中荷花初放，乾隆得句云：“池中莲藕攥红拳”打谁？纪晓岚看到池子左边的蓖麻，便以问对句，答道：“岸上麻叶伸绿掌”要啥？同样以问句相对，天衣无缝，令乾隆称奇，可见红拳在当时声誉。红拳传域甚广，有豫红、陇红、川红、滇红等，尤以关中最盛。
近代
从宋代以后由于文化中心南移和东迁，陕西人以皇家思想自居，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人民安居乐业，很少与外界交流，因此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老红拳，外地拳种进入陕西很快就会被红拳化，失去本来的面目，如陕西红拳套路中的梅花拳、通背拳、翻拳等，只是套路的名而已。红拳发展离不开民间人民的热爱，在陕西六七十年代以前陕西城乡习拳者几乎全练得是红拳，可以说当时村村都有习练红拳者，练红拳的拳师，把红拳和农村过会、玩社火、秦腔融为一体，已成为陕西城乡主要的健身娱乐形式。
2008年12月12日，红拳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