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但也必须看到，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尚存有某些疑惑或模糊认识需要澄清。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同文化决定论划清界限
有人担忧，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凸显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会不会掉入文化决定论的陷阱？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精神层面的文化亦即狭义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因而它最终取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并决定着文化观念，而不是相反。但是，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获得某种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我们强调文化的作用，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而不是无视文化的物质根源，把文化当成终极的原因去看待。文化决定论则抛开文化的经济基础，把文化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原初动因。显然，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对于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同文化决定论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文化人类学一般是把文化定义为人的既有的生存方式或行为模式，譬如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就将文化界说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所有这类定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仅仅注意到文化的预成性方面，把文化看作某种预先存在的、先验地制约着人的生存的规范，而未能从文化的创造和生成的角度去加以考量。这样的定义很容易忽视文化的物质根源，从而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淖。其实，文化总是在生成和预成的张力中发生、发展并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特别是在文化的定型期，物质基础是决定性的。但文化一经形成，又起着能动的反作用，这种作用看上去就仿佛是一个先验的规定了。同其他文化理论大都强调文化的预成性相比，唯物史观则揭示了文化的发生学基础，亦即它的生成性，这恰恰是唯物史观比别的学说深刻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同文化决定论是彼此对立、完全不相容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用新教伦理这样一种宗教精神气质，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历史发生，其实是一种唯灵论的解释。从历史上看，清教徒既禁欲又入世的精神，的确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对此应给予足够的正视。但在唯物史观看来，韦伯学说的致命缺陷不在于它看到了文化因素的重要历史作用，而仅仅在于未能进一步追究这种文化因素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根源。韦伯未曾回答究竟又是什么造就了新教伦理。正因此，韦伯的解释方式才明显地带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和色彩。唯物史观则着眼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推动下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来阐释资本主义的起源。要看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同自己的生存环境不断博弈的结果和积淀，其中首要的就是经济层面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只要我们在强调文化重要作用的同时，始终承认文化的物质根源；在强调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始终正视文化硬实力的基础地位，就完全可以同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划清原则界限。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避免把它误解成一个防御性的口号
有人疑虑，认为眼睛老是盯着老祖宗的那些遗产，会不会忽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从而陷入一种保守立场？
我们认为，这种疑虑是多余的。
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和封闭的。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正是人类文明能够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的绝对前提。随着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随着人类普遍交往的逐步实现，这一点更是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总是需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它们就是在这种向他者的开放中实现自身演进的。从历史上看，文化的交往也总是双向互动的，并不存在纯粹单向的线性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互动，更是各自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拒绝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学习，这种保守和封闭的态度无疑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无论对于西方文化，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都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糟粕方面尚未清理干净，而在精华方面却遗失甚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才提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则是，在精华方面未能充分吸收，而在糟粕方面却反思不够。因此，不能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拒绝西方文化的一种防御性的策略。事实上，我们拒绝的仅仅是西方文化的霸权和同化，而决非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有意义、有价值的精华。
我们今天之所以格外注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一方面，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遇到紧迫的文化认同的问题，它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主体性的基础，离开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益自觉，就难以回应这个时代问题。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启蒙现代性，其内在矛盾的逐渐显露，也迫切需要借鉴东方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启示价值。这也是为许多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自觉意识到的拯救之道。可见，在上述意义上谈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同防御性的口号没有任何关系。
